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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心灵的抒情 ——2016年河北散文阅读札记

时间:2019-03-22 18:47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以丰富的题材覆盖和个性化的表达方式为主要特征,2016年河北散文收获了众多优秀文本,可谓一个丰收之年。虽然较小说和诗歌而言,尚缺乏对创作者主体的集中展示,但散文文体的固有定位反倒显现出了繁盛局面,主要表现在:写作者身份的多元化、呈现现实生活的广泛性和切入精神世界的深刻性。

  散文的文体边界并不清晰,它像空气,无处不在,又难以被抓住。法国思想家蒙田说:“它们无明确形象、布局、顺序和比例,纯粹由偶然所决定。”综观河北文坛2016年琳琅满目的散文作品,对历史的窥探、对现实的感受和对心灵的探查统一于散文文体最显著的特征——直面心灵的抒情,从中可发现专业或“跨界”写作者笔下抒情个性的不同。

  记忆作为经验的载体,一直是散文写作的富矿。通过回忆挖掘记忆的宝藏,打捞经过时间积淀之后的记忆之美,似乎一直是散文史上的“主流”,这其中怀人与怀乡是最传统的主题。这类作品值得评说者较多,其中郭宝亮的《师生情》、郁葱的《阔达真情刘小放》和梅洁的《童年,梦中的阿三向我走来》最有言说之义。

  《师生情》记述师生情义,回顾了作者与读博时的导师童庆炳先生从相望到相知再到相交的全过程,在表达恩师病逝后的哀思之情的同时,重点描绘了恩师的治学风格和个人品格。区别于常见的对学人评述式的回忆文章,作者的情感是在自己与童先生亲身交往中生发和积蓄的,令人仿若看到作者执弟子礼立于恩师面前,用敬重之笔写活童先生的人格魅力和对作者的精神影响,画面令人感动。

  《阔达真情刘小放》写朋友情谊,作者和刘小放都是当代知名诗人,文章从作者对刘小放的直观感受和其诗学造诣出发,讲述二人在生活、工作和诗歌创作中的交往,略带品鉴的叙述立场和平淡的叙述风格之下,显现的是二人亦兄亦友的赤诚情义。

  上述两篇文章不仅是作者个人情感的表达,同时为文学史保存了第一手资料。更重要的是,在人情疏离的网络时代看他们的书写,更具有特殊意义。

  《童年,梦中的阿三向我走来》回忆故乡的伙伴,忆人、伤怀、叹时和怀乡相结合。前半部分通过“我”与同学阿三懵懂少年时期的纯洁友谊,写出了一个少年正直、纯美的心灵和蓬勃的青春朝气,后半部分描写与阿三再相逢时的失落之感。作者的叙述充满历史的沧桑感,不仅折射出特殊岁月里一代人的童年,而且通过阿三成年后的生活,表达了对时间和命运流转的无奈。在作者笔下,激活记忆即是对青春和历史的凭吊,“我突然感到很伤心,我们失去的太多了”。直抒胸臆的写法使文章感情炽热而外露。

  此外,刘云芳的《房刘氏》在对一位深具传统观念的老奶奶的一生做全景式记录时,侧重通过剪纸将自己的生活与老奶奶联结起来,抓住了在新生活面前老奶奶的“变”与“不变”,显示了老人平凡中的不凡。刘亚荣的《石榴 石榴》将写人与怀乡置于一个状物的框架下,“黄石榴”一章回忆姥爷革命而“倔强”的一生,表达了作者对老人一生坚守的认同;“红石榴”一章则从石榴的历史写到自己的成长经历,映射出社会观念的变迁。辛泊平的《乡村记忆》由两篇直陈怀乡情感的短章组成,将叙事与抒情相结合,写出了华北平原上70后们的集体记忆。

  河北散文作品显现出写作者对日常生活的细致观察和对现实经验的准确把握,即充盈其间的“及物”和“在场”感。面对全媒体时代的信息爆炸,个性化的抒情方式使经验在散文作品中保持了鲜活的形态。

  宋利萍《时间的乌鸦》以叙事的手法讲述雷爷和武二的故事。雷爷出狱后认为当年判决不公,但终未等到结果;武二的女儿卷入贪污案,最终等到昭雪的那一日。两个不相关的人物命运交织在一起,作者探究出支撑人物行为的隐秘力量,“也许他们最真切的需要,并不是真理,而是来自情感的真实温暖,内心的安宁”。作品以精准、凝练又富于音乐性的语言进行意境构建,秉承了传统散文精致、典雅的魅力,同时审美化的语言与人物残酷的现实境遇结合在一起,充满凝重的质感。而宋利萍另一篇作品《青丝玫瑰》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感染力,文章从月亮入手,写一个叫阿娇的女孩爱情生活里的悲欢离合,月亮的优美意象与人物迭变的人生经历并置,凸显了人生理想与冥冥现实“歌里还有泪”的紧张关系。

  孔淑茵的《子孙结》着眼点在批判重男轻女的封建陋习上,隐含的却是对女性命运的怜惜,在当下生育政策调整和社会观念变化之际具有现实意义。在写人的向度上,刘世荣《寻访一位“七十岁少年”》讲述了台湾作家隐地的生活,通过与隐地的见面经历和他的作品,并溯及他与尔雅出版社的关系,写出了他对文学宗教般虔诚的情怀。

  有关现实的另一类作品是呈现社会生活伦理和人类精神世界的常态,表达作者对日常生活的感受,是审美生活化的产物。马德的《就风吃羊杂》从人类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切入,通过对吃羊杂过程的描写和自我回味时的细腻感受,体察出一道美食背后的文化意味,进而扩展为对生活和人生的感悟,以“味蕾的原乡”引申出“心灵的原乡”,是小中见大、微中见著的典范之作。宁雨的《城深街细细》用镜头般的画面表现当下城镇生活的景象,从环卫工、卖菜的小两口儿、修自行车的残疾人大哥、校门口的值周生,到“春树理发馆”里的小姑娘,既对普通人的生活做共时性的切片式观察,又看到街巷中悄然发生的历时性变化,而叙述中又隐含着作者的批判性视角。庞永力的《暑来我不走》借人与自然的关系表达对生活碎片式的感悟,季节变化、奔波往来中的沉郁心境映射出俗世中的生命存在状态。

  叙事为散文个人化抒情提供着坚挺的支撑,而对历史、文化或自然进行的审美思辨也在另一个向度上体现出写作者的生命体验和审美感受。如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颇为流行的文化散文,这种带有“理性干预”色彩的抒情是靠作者的知性思考来建立的。除了篇章规整的文化散文,读书或旅行的随笔随感也是常见的形式。

  唐棣《爱他明月好,憔悴也相关》在开篇就表明心迹,说“想写一些寂寞的人”,并以纳兰性德做设问,围绕“重情”和“多情”从他的诗词中寻找“寂寞”的答案和证据,写出了对纳兰性德丰富、敏感、孤独的一生和心灵世界的个人见解。“对于一个才华横溢的贵公子来说,要求不要太多”,文章抒今人怀,又为古人解脱,主旨新颖,而通篇疏朗的叙述格调再一次令人想起蒙田关于随笔的论断。

  唐棣兼做导演,他关于电影的散文也莫不透着知性之思。分析韩国电影的《饮酒人与落魄歌》彰显导演的专业功力,但之所以将它看作散文,是因为文章不是学术术语和架构,而是作者在专业基础上的感性表达。辛泊平也有关于电影主题的散文作品,如《伊朗电影:温暖而又易碎的人性之光》不是学理化的影评,而是从伊朗电影情节和镜头中探寻幽微的人性。

  刘萌萌《聊斋漏下的月光》是她读《聊斋志异》的随记,作者不做漫无边际的玄想和无意义的穿凿附会,而用精妙的语言试图还原《小翠》《婴宁》《崂山道士》等故事里的意境和人物的心境,而那又何尝不是作者时下人生境界的投射?王继颖的《大先生的镜子》以沈从文与汪曾祺的师生交往鉴照同样是教师的作者自己,从中发现自我的不足,是读书得来的教益。

  在传统散文写作中,记述游历过程和描写自然风光是重要取材方向,这类文章写起来容易,但写好难、出新难。刘云芳《一座山的呼吸》以回忆的形式讲述故乡一座山的变化,自然之山遭开矿破坏之后,旁边又堆起一座垃圾之山,矿洞吞噬着生命,村庄也消失了,尽管后来它们被改造为森林公园,但已然不复当初。作者在其中的游历不是审美,而是“审丑”之后的批判与无奈。安世乔《生死契阔天生桥》作为游记,最突出的特点是有宽大宏阔的视野,从人类和宇宙的视角上俯瞰天生桥这一地质景致,采用拟人化的方法描绘山水画卷,写出了自然的气势和人类的微茫。翟英琴《画师六月》也是一篇写景作品,与普通游记不同,文章以六月作为横断面,注重细节观察,发挥想象力,以唯美的笔触描摹六月景色,特别能给少年读者以美的享受。

  2016年可圈可点的河北散文作品还有不少,仅就笔者有限的阅读视野和篇幅限制做上述回望。回到散文这个文体,我们或可发现整体态势上存在的某些弱势。从文体形制上看,现在的散文是作为一种融合文体存在的,它兼有小说的叙事性和诗歌的抒情性。过去诗歌是主要的抒情文体,当下诗歌的叙事性在上升,且抒情侧重到批判的一端;唯有散文,继续着最原初的抒情功能。但随着“非虚构”体裁的兴盛,散文的文体规范越来越模糊,因此,我们还缺乏拓展散文形式空间的作品。从表达方式上看,文学史多将甲骨文作为散文的鼻祖,一开始奠定的文体基调就是它的随意性,甲骨卜辞无非占卜者对占卜结果的随记,并没有后来文学意义上的结构谨严的章法。追根溯源,起源于卜辞的叙事一直演变至今,而抒情恰恰发生在其自由、随意的形式之上:勿需叙事的逻辑和理性,只随性抒发情感和情绪。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有些作品过于拘谨,尚可再有灵动的变化。而在主题上,深度把握历史和现实经验,将自我放置在历史纬度中,并对人生命运进行深度思辨的大散文作品还有所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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