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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烧脑”的文学对话 浅谈散文创作的个体性和精神性

时间:2019-03-15 17:38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大河网讯(记者 莫韶华) 7月17日,郑州迷雾笼罩,小编穿越大半个市区走进卜居茶舍,参加大树空间的读书分享会。鱼禾带着新书《私人传说》和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刘军进行了一场有关个体性和精神性的对话,从写作角度和内心归属上为读者进行剖析,不得不说这是一场颇为“烧脑”的文化之旅。

  私人是比较私密的东西,传说是比较虚幻的东西,将两者结合的命名用意何在?散文的写作更多的是记忆的呈现,个人经验是不是真实可信?有的人根据自己的个人经验就来妄下判断,那么鱼禾的这个个体经验是不是能经得起考验?读书会一开始,刘军抛砖引玉,将大家带入理性的思考中。

  刘军认为的个体性是一个阶梯型的上升。首先是个人意识,比如现在的孩子特别自我,个人意识特别强;再往上走就是个性,是一个人的特点张扬;最上端的就是个体性,是一个很学术化的问题,甚至能影响到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转型。

  鱼禾解惑,私人基本上等同于个体,人的基本存在单位就是个体。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单位。但是,无论在平常生活中还是在写作中,我们的个体性都被比较严重地无视了,不是压抑,是无视与无知。在有方向的散文写作中,这种个体性一方面体现于主体与任何其他的个体的区别,同时也体现于个体存在之中所必然含有深刻的人类性。这种自我凝视所提供的不只是这一个个体经验。透过个体经验,往往可以看到极少显露在公众生活中的人类的灵魂真相。

  个体经验在散文中的表现有两点,第一,个人经验应该是经过反省和消化的;第二,个体经验的真实性并不是吃饭、喝茶、穿衣等物质原态的表现,更多的是精神真相的呈现。

  因此,作者既要关注自己的个人经验,更要把这个经验打开,进行分析,然后得出一些可信的东西展现给读者来。

  任何一种文学表达,或多或少都应该与并不好看的实际生活保持一点距离,都应该含有一些传说的成分,具有一点“你猜”的气质。散文创作长期以来遵循“写实”的原则,写实也是散文和小说在素材处理方面的重要区别。其实,任何一种文学写作,都不应当一丝不苟地拘泥于生活原相。按照传统的写法,散文要凭借“实在”的事物。散文的自由,正在于突破这种具象和实在——它可以凭借任何东西,打破取材方面的局限,是散文表达复杂经验的需要。散文写作的传说气质,在鱼禾看来,就是以“我”为载体,对所能掌握的一切有机素材进行适度的捏造、化合。

  在写作的过程中,鱼禾感觉到界限最难把握的,最开始用加重叙事和双线布置的写作方法,后来她发现其实作品只要读者看到之后觉得好看,有共鸣即可。有些东西都是事前事后的讨论,但是写作方法手段都是潜隐地存在的,它们在无形当中决定了你的写作朝哪个方向走,并不会有明确的提示。

  鱼禾,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鲁迅文学院第十七届作家高研班学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有长散文《父老》《吸引》《高原反应》等,中短篇小说《沉冤》《向日葵》等,刊发或转载于《人民文学》《十月》《大家》《北京文学》《散文?海外版》等期刊;专栏散文若干;出版散文集《摧眉》读书随笔《非常在》等五部。长散文《驾驶的隐喻》获第11届“十月文学奖”,非虚构作品《失踪谱》获“莽原文学奖”。

  一个人最危险的不是说世界对你的损害,而是自己对世界和他人的恶意无法控制。

  刘军:鱼禾的作品精神性是很强的。鲁迅先生在一本书中描述东方文化的特点是“重实务,黜幻想”。国人的文化是很务实的,务实性和精神性是对立的。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人受唯物史观和改革开放大潮的影响,加之物质主义对我们的侵蚀,最近这些年,国人在文化上呈现出一种功利主义和犬儒主义的现状,“精神性”领域匮乏而萎缩。

  对于散文写作而言,很多作品遗失了“精神性”特征,尤其是一些叙事散文特别模糊。真正的读书人在散文写作中会把自身的“精神性”印记带入到其中,重视它的发掘,而轻视八卦和简单的叙述。

  鱼禾认为在个人的阅读之外,能够对等交流,互相注目的精神氛围,哪怕是一个小圈子的小气候,对一个人的精神获取都非常重要。《非常在》已经显示出了鱼禾老师对西方女性作家的脉络把握非常清晰。

  鱼禾的读书时代在复旦度过,学习氛围非常好,她自认四年时间受益匪浅,但是她依然自谦没有完成一个通读的过程。这个缺课一直到30岁以后,鱼禾走进机关,但是机关的环境界限太多,“既不能做事也不能不做事,既不能说话也不能不说话,分寸难以把握,四处碰壁”。作为已经被生活优待的人,一旦遇到问题原来以为的安稳和舒适都碎成一地。面对疑惑,她选择用3年的时间完成法哲学硕士学位,渴望通过理性思考来解释这一切。通读的扇面逐渐打开。

  “文艺,一定要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才有可能把它当饭碗,我一直觉得要把自己的生存基础打扎实,才能来搞文艺。哲学和经济学这种杂读看起来和文学没有关系,但是有很多社会现象,如果没有它们做基础,只能看到表象,没法进行理性分析。”

  “如果我们连左右日常生活的基本变化和现象都不能理解和解释,要想创作出好的作品就不太可能了。”

  “对于精神性滋养,一个人平时生活中的耳濡目染是精神性汲取最普遍的来源,这种影响是润物无声的,但是视力穿透界限,那些特殊时段给人的雕刻相较而言要更狠辣更重。”

  鱼禾谈到她的大阅读时段分三个时期,一是大学阶段,二是读法哲学经济学杂读时期,三是混迹网络论坛期间。

  “当然人生的昏暗阶段也是很重要的,我在刚投入写作时,陷入了人生的低谷,我发现一个人最危险的不是世界对你的损害,而是自己对世界和他人的恶意无法控制。后来我靠圣经和瑜伽将自己解脱出来,经历了一次精神上的大地震,这种断裂、塌陷对人来说是转折性的意义。”

  随后,鱼禾由圣经开始进入了宗教史的阅读,在鲁迅文学院时一直在看宗教史。阅读有时候是由点及线的阅读,有时候是一个点引发的扇面阅读。

  刘军:虽然没有进行过深层次的宗教性阅读,但是我明白真正有信仰的人是很幸福的,如果连明白都不明白那就很浅薄的。

  很多人说写作要有足够的感性,但是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包括写小说、诗歌,尤其是散文,如果理性不足,视力根本穿不透你要表达的东西,就无法完成一篇优秀的作品。

  1月23日,第十一届“十月文学奖”在北京颁奖。鱼禾的长散文作品《驾驶的隐喻》荣获散文奖。长散文《驾驶的隐喻》以汽车作为隐喻主体,探讨了驾驶主体和世界的关系,以及现代人在这个世界的存在方式——驾驶延展了人类的存在空间,也让人类服从于某种神秘的力量,试图挣脱而又无从挣脱。作品从立意、结构到语言,既有对散文创作诗性传统的优美继承,又有对散文言说界域和固有形式的果断突破,是作家鱼禾近年来以成长经验与人性困局为主题的系列长散文代表性作品之一。

  谈及这个获奖作品,鱼禾谦虚的认为这是一个半成品,但是对自己来说却是一个很重要的实验。《驾驶的隐喻》是由逻辑性贯穿的,她对当时的作品并不是特别满意,认为缺少足够的理性和自我约束,立意主题相对狭窄,略微浮夸,主要还是思路不明白。

  刘军,笔名楚些,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主持《广西文学》散文新观察栏目。 致力于当代小说、散文评论,专著《多元叙事与中原写作》获第二届杜甫文学奖。

  刘军:很多人在写作中崇尚田园梦,推崇乡村物语和田园生活,拒绝工业化的东西。20世纪,从海德尔格到本雅明都是反对工业时代的,他们都很想到东方文化汲取营养来解救西方文化的危机。手机作为新的社交媒介,掀起时代洪流不可阻挡,我们是应该埋没它还是要学会理解和接受?

  鱼禾:这些现代化工具都是基本的生活构成,手机成为一个特殊的沉默的交流对象,这些使我们从机械化的生活中抽身出来。他们是人类的解放者,并不需要被嫌弃。

  现在散文写作中很多抒情和怀念都是反智的,抒情的方式表达了写作者的理性程度。我们现在接触到的物质文明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合乎人性的有利条件,如果在写作中认识不到现代文明为我们提供了什么,那就太糊涂了。

  刘军:本雅明笔下有一帮漫步者,或漫步在巴黎街头,或通过橱窗看窗外的景色,充满幸福感。你写《盐湖》《雪山》时似乎一直想表达一种理念,人应该选择一个时间,清空一些负面的东西,漫步和旅行其实是一个不错的方式。现在各大景区为了搞促销都在搞征文比赛,怎么看待?行走的文字和游记的文字区别在哪里,虽然你的文字并不是?

  鱼禾:每个个体都是独立的单位,离群的目的就是回个人这个“单位”。低头族其实是另一个意义上的漫步者,玩手机是放松的一种方式。无论是空间意义上还是心理意义上的空旷都是必不可少的。在写《吸引》时我领悟到,远行不是打开,它可能是关闭,而且是更决绝的关闭,就像是另一种形式的面壁禅修一样,关注点都在内心。我注意到这些无用的东西,我希望我的文章是一种无用之用。

  散文和游记的视线是不一样的,一个是看外面,对外部意向的瞩目,一个是由外而内的反观。《吸引》《高原反应》等不是游记意义上的记录,从头到尾的关注点都是向内的,我更愿意把它们命名为行走散文,注意力不是所到之处的客观环境,而是走在路上的人类,外部世界其实是一种镜象,行走文字和一般游记表达意义上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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